人間通訊社

早期台灣的佛教徒，時興印善書跟人結緣，但因印刷品質不高，獲得的效果有限。倒是另外有一些堪稱文化人的居士大德，他們熱衷寫作，發心編輯雜誌，出版佛書，甚至重印藏經等，確實為佛教的文化事業，做出了一番貢獻。這些居士們和我也有特殊的緣分，在此略做介紹，藉以紀念，同時為台灣佛教出版界的過去留下點滴記錄。

朱斐（朱時英）-1

朱斐，江蘇吳縣人，1921年生。「朱斐」這個名字，最初在台灣非常不受歡迎，大家都以為是共產黨的朱德，後來我就請他另外取個名字。實際上他還有個外號，叫做「朱時英」。

朱斐居士和我年齡相仿，大不了我幾歲。1949年，他在台中市立圖書館擔任總務主任。除此之外，他也接任了《覺群週報》的主編工作。

《覺群週報》是一份由太虛大師創辦，倡導新佛教的周刊，1948年經由大同法師帶來台灣復刊，社址在台中寶覺寺。後來，大同法師因為匪諜嫌疑遠去香港，有人建議由我來擔任編輯，所以我就從中壢來到了台中。只是編了一期之後，感覺到周圍的氣氛怪異，直覺有人跟蹤，為了謹慎起見，我便婉謝了這一份工作，回到中壢後，也不敢外出，就經常窩居在圓光寺裡。

《覺群》忽然間又沒有人主編，後來就拜託朱斐居士承擔編務。朱斐居士篤信淨土，是印光大師的弟子，在台中時又和專修淨土的李炳南居士結為師友，因此在他接編《覺群》之後，就把《覺群》的宗旨改為推崇印光大師的淨土思想，並請李炳南居士擔任社長。

這麼一來，身為讀者的我，看了就感到非常不以為然，於是鼓起勇氣，寫了一封信給朱斐居士。信中我說明《覺群》這一份雜誌是太虛大師所創辦，有一定的宗旨，不該用來提倡淨土念佛。好比張家的祠堂、李家的祠堂，祖先各不相同，不能忽然間就把祠堂裡的祭拜對象給改變了。

相互尊重 同是佛教文化人

當時我很擔心這樣的意見會引起他的誤會，以為我反對淨土念佛法門。所以信裡就一再地告訴他，我們都是念佛人，我也主張「禪淨共修」，但因事關大師們對佛教的發展各有理念，實不容他人予以混淆。哪知道這封信寄出去之後，朱斐居士替我全文刊登，說明他們不辦《覺群》了，要重新登記，另外再辦一份名為《覺生》的雜誌，同樣是紀念印光大師，發行還是在寶覺寺，也由李炳南居士做社長，他繼續做主編。

結果這麼一來，我在台灣就有了一個「反對淨土」的罪名。其實我一點都沒有這個意思，但是後來宜蘭念佛會邀請我去領導的時候，由於李炳南居士先我在宜蘭弘法，就告誡宜蘭人不可以請我前去。事實上，這真是莫須有的誤會了。

後來過了將近一年，我記得是在《覺生月刊》的第十三期，我寫了一篇〈茶花再開的時候〉投稿，宣揚一位少校軍人信仰的轉變，朱斐居士等人看了非常欣賞，也就化解了過去的誤會。從此我們便時有來往，甚至於他還邀我繼續為《覺生》寫稿。

只是，不知經過了多少時日，《覺生》又給寶覺寺的林錦東居士收回，朱斐居士等人只有另起爐灶，於1952年創辦了《菩提樹雜誌》。從第二期開始，我就成為《菩提樹》的長期作者，和朱斐居士本著同是佛教文化人的想法，相互地尊重、提攜，一點隔閡都沒有。

儘管我為《菩提樹》寫稿多年，不曾獲得一點報酬，乃至於「菩提樹雜誌社」出版的書籍也不曾贈送我一本，但是我並不介意。甚至，那時候我人在宜蘭弘法，還一直幫助《菩提樹》在當地推銷，陸續增加了三百多位讀者。

當年我和朱斐居士都很年輕，雖有出家、在家的分別，但實際上我們對佛教的弘法熱忱都是一樣的，只是此中也引起了一些誤會。

弘法護法 不分出家、在家

那時候，我們經常在台灣各地聯合弘法、傳教，許多年輕人也都很熱情地參與。記得有一回，我帶了宜蘭念佛會的青年，他帶了台中佛教蓮社的青年，大家一起遠征澎湖，與當地的青年會合。但是在一次的閒談中，朱斐居士卻告訴我，他對於懺雲法師、淨念法師、道宣法師非常崇拜，因為他們平時都不對外走動，只是安居一地修行。此話也就是說，他認為出家人應該安於一處修行，對外弘法的責任交由在家居士擔當即可。

當時，我很不能接受他的這個想法，雖然我們沒有為此爭執，但是在我心裡，逐漸地也就對他產生了距離感。所謂「佛法弘揚本在僧」，這是太虛大師的名言，何況佛經裡也經常提到「僧住則法住」，假如僧團沒有弘法的功能，那麼僧團的作用是什麼呢？

所以，後來當我主編《人生雜誌》的時候，我就寫了一篇文章，叫做〈弘法‧護法‧求法〉，在我認為，出家眾的責任是弘法，在家居士的義務則在護法。不過，後來我也漸漸地警覺到，我這個說法也不對，弘法、護法是每一個佛子的責任，並不需要分彼此。

總之，此事之後，我和朱斐居士雖然還是同在佛教裡發心，但是在心態上，我已覺得彼此的思想是有很大距離的。

第二件誤會，是我認為對於佛教的人事、言論應該要有褒貶。好，則予以褒揚；不好，則應給予批評、糾正。或許我的想法在他看來操之過急，但是那個時候，我心中只有佛教，沒有別的掛礙，我既未想求得名聞利養，也不想做當家住持，一心只有想到佛教要興隆、佛教要健全。或許這也是因為當年我與智勇法師在宜興編輯《怒濤月刊》的時候，一股為佛教的熱忱，促使我們勇於訂下「以春秋之筆，褒貶佛教人事」的約定，期許佛教人士都能有一種重視輿論與警覺自己行為的表現。所以，來到台灣之後，就希望佛教界也能有這樣的共識，可惜事實並不如人意。

我在一篇物語〈香爐的話〉裡（後結集成《無聲息的歌唱》）提出祝願，希望一些危害佛教的人士能夠早日消滅。朱斐居士看了之後，即刻寫信給我，表示大不以為然，批評我出家人不可以傷害別人，並且還提出李炳南居士也同表深深不以為然。

對於他的說法，不由得讓我感嘆，並為佛教的前途憂心。每個人若都想要做佛教裡的好人，沒有正義感，沒有公德心，沒有公是公非，任由少部分的人在佛教裡胡作非為，佛教的未來又該如何是好呢？不過，對於佛門裡僧信的處事氛圍，我也早已明白並不容易改善。（待續）